出自 魏晋 陶渊明的《有会而作（弱年逢家乏）》

古诗原文

【有会而作并序】   旧谷既没，新谷未登。   颇为老农，而值年灾，日月尚悠，为患未已。   登岁之功，既不可希；朝夕所资，烟火裁通。   旬日以来，始念饥乏。岁云暮矣，慨然永怀。   今我不述，后生何闻哉！ 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长饥。   菽麦实所羡，孰敢慕甘肥！ 惄如亚九饭，当暑厌寒衣。   岁月将欲暮，如何辛苦悲。 常善粥者心，深念蒙袂非； 嗟来何足吝，徒没空自遗。   斯滥岂攸志，固穷风所归。 馁也已矣夫，在昔多余师。

 

译文翻译

⑴未登：没有收成。
⑵老农：作者自称。这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指务农已久，一是指年岁既老。
⑶值年灾：逢上一年之中的灾荒。
⑷日月尚悠：今年的时日尚长。
⑸未已：不停，没个完。
⑹登岁：丰收之年。功：指农业收成。
⑺朝夕所资：早晚的生活所需。裁：同才。裁通：仅通。这两句是说：仅能维持生活，不至于断炊。
⑻岁云夕矣：一年将尽。云：语气词。
⑼永怀：长叹。
⑽述：陈述。指作这首诗。后生：指子孙。这两句是说：我不作诗把它记录下来，后代怎么知道呢？
⑾弱年：即弱冠之年，二十岁。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，以示成人，但体犹未壮，所以叫“弱冠”。这里指少年时期。家乏：家境贫困。长饥：长久挨饿。这两句是说：少年时期家境穷困，到了老年更加挨饿。
⑿菽：豆类。甘肥：甜的和香的。这两句是说：能吃上菽麦一类的饭就很满足了，哪敢羡慕那些香甜美味呢？
⒀惄（nì泥）：饥饿的样子。亚：次一等。九饭：用子思的典故。《说宛·立节》记载：子思居卫，极端贫困，三十天吃了九顿饭。厌：足、满。这两句是说：自己老至长饥，还不如子思三旬九食的境遇呢，夏季仍然穿着冬天的衣服。
⒁这句是说对着辛苦和悲伤而无可如何。
⒂粥者：施粥以赈济饥民的人。这里指齐人黔敖。据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，齐国遭遇饥荒，黔敖在路上准备饭食以赈济饥民。有一个饥民蒙袂而来。黔敖说：“嗟来食！”饥民扬目而视之说：“予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”终于不食而去，最后饿死。蒙袂：以袖遮面，是羞于见人的表示。嗟来：吆喝声，是一种不敬的招呼。吝：恨。徒没：白白死掉。自遗：自失。这四句是说：自己时常称许施粥者的慈善心肠。而深感蒙袂饥民行为之不当，吃嗟来之食何足为恨，结果自己白白饿死。这是作者愤激之言，实质上他是不食“嗟来之食”的。
⒃斯滥：为非作歹，指小人的行为。固穷：固守贫困，指君子的行为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云：“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悠志：所愿。夙：旧。这两句是说斯滥岂是我平生之志，固穷才是我的本愿。
⒄馁：饥饿。多余师：很多人值得我学习。这两句是说：挨饿也算了吧，古代值得我效法的人很多。

 

诗文赏析

陶渊明的诗是智者之诗。他以充满睿智的内省态度观照日常的生活，在极为有限的生存条件下，不倦地探寻着保持精神自由的途径。洞察人生的底蕴，不是被鄙陋平庸的现实所压倒、所吞噬，而是以遗世独立的精神超越它、战胜它，对忧患泰然处之，从而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这正是陶诗主要魅力的所在，也是读者读其诗所不可不知的。
此诗题为《有会而作》，“会”即会意之会，指有所感悟和领会。诗通篇直抒胸臆，写其所感和所思，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。究其缘起，乃是值岁暮之际，新谷未收，又适逢灾年，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。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，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。诗的首二句，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，“弱年”指青年时期，“家乏”是不甚宽裕的意思，“更长饥”就每况愈下，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。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：“菽麦”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，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。“惄如”两句极言饥寒之切，“惄如”，饥饿状；“亚九饭”，或是“无恶饭”的讹误，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；“当暑厌寒衣”则指缺衣少穿，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。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，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。“岁月”两句又一笔兜回，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。这里说的“岁月暮”，既指临近年末，又指老之将至。人生本来短暂，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，怎不教人悲从中来！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，其中“孰敢慕甘肥”、“如何辛苦悲”两句更是感慨系之，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。
诗人并“不戚戚于贫贱”，面对人生的苦难，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。诗人是从身、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。由“常善粥者心”至“徒没空自遗”四句，是先从“身”方面说。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，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“贵生”精神。这个故事见于《礼记·檀弓》，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，黔敖施粥于路，有饥者蒙袂（以衣袖遮面）而来，黔敖曰：“嗟，来食！”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。诗人从重生的立场，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，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。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。庄子主张“保身全生”，反对“危身弃生以殉物”，《庄子·骈姆》说：“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则以身殉利，士则以身殉名，大夫则以身殉家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……其于伤性，以身为殉，一也。”人的生命、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，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，就是不足取的。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，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，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。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，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。“斯滥岂攸志”以下四句，又是从“心”的方面说。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，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。“斯滥”、“固穷”两句，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，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：君子高尚其志，安贫乐道，从而身处忧患之中，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；小人心为物役，自甘沉沦，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。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，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。最末的“馁也已矣夫，在昔余多师”两句，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。诗人从“贵生”、“守志”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，这就是此诗“有会”的主旨所在。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，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，表现出历劫不灭、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。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，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，其实就正在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