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自 唐朝 韩愈的《柳子厚墓志铭》
古诗原文
子厚，讳宗元。七世祖庆，为拓跋魏侍中，封济阴公。曾伯祖奭，为唐宰相，与褚遂良、韩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讳镇，以事母弃太常博士，求为县令江南。其后以不能媚权贵，失御史。权贵人死，乃复拜侍御史。号为刚直，所与游皆当世名人。
子厚少精敏，无不通达。逮其父时，虽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进士第，崭然见头角。众谓柳氏有子矣。其后以博学宏词，授集贤殿正字。俊杰廉悍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声大振，一时皆慕与之交。诸公要人，争欲令出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。
贞元十九年，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，拜礼部员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贬永州司马。居闲，益自刻苦，务记览，为词章，泛滥停蓄，为深博无涯涘。而自肆于山水间。
元和中，尝例召至京师；又偕出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叹曰：“是岂不足为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为设教禁，州人顺赖。其俗以男女质钱，约不时赎，子本相侔，则没为奴婢。子厚与设方计，悉令赎归。其尤贫力不能者，令书其佣，足相当，则使归其质。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，比一岁，免而归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为进士者，皆以子厚为师，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，悉有法度可观。
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，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，当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；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”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，梦得于是改刺连州。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徵逐，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，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。闻子厚之风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籍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。既退，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穷裔。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时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马刺史时，亦自不斥；斥时，有人力能举之，且必复用不穷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传于后如今，无疑也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归葬万年先人墓侧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长曰周六，始四岁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归葬也，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。行立有节概，重然诺，与子厚结交，子厚亦为之尽，竟赖其力。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，舅弟卢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谨慎，学问不厌。自子厚之斥，遵从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，庶几有始终者。
铭曰：“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”
译文翻译
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。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。私交甚深，友情笃厚。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，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，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。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。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，称颂其勇于为人，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。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，满掬同情之泪。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，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，却极为之讳，措词隐约，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。文中，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，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。全文写得酣姿淋漓，顿挫盘郁，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。
墓志铭，是古代文体的一种，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，表示对死者的纪念，以便后人稽考。文章通常分两部分，前一部分是序文，叙述死者的姓氏、爵里、世系和生平事迹；后一部分是铭文，缀以韵语，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。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，是一种变格。
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：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。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。合二为一，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，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，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，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“人的品质”这个关键问题演进、发展，尽管自然段落较多，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，贯彻始终的。
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，千载流传而不衰，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。由此，愤激之笔频出，不平之鸣屡见，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，形成了夹叙夹议、议论横生、深沉蕴藉、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。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，也是非常明显的。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，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。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，便就此搁笔。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?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，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，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，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。
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，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，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，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。在写此类文章时，能积极利用体例，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。此文先述子厚先世，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。后写裴行立、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，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，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，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沈德潜评语说：“噫郁苍凉，墓志中千秋绝唱!”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。
注释解释
子厚，讳宗元。七世祖庆，为拓跋魏侍中，封济阴公。曾伯祖奭，为唐宰相，与褚遂良、韩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讳镇，以事母弃太常博士，求为县令江南。其后以不能媚权贵，失御史。权贵人死，乃复拜侍御史。号为刚直，所与游皆当世名人。 子厚：柳宗元的字。作墓志铭例当称死者官衔，因韩愈和柳宗元是笃交，故称字。讳：名。生者称名，死者称讳。七世：史书记柳宗元七世祖柳庆在北魏时任侍中，入北周封为平齐公。子柳旦，任北周中书侍郎，封济阴公。韩愈所记有误。侍中：门下省的长官，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。北魏时侍中位同宰相。拓跋魏：北魏国君姓拓跋（后改姓元），故称。曾伯祖奭（shì）：字子燕，柳旦之孙，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。当为高伯祖，此作曾伯祖误。柳奭在贞观年间（—）为中书舍人，因外甥女王氏为皇太子（唐高宗）妃，擢升为兵部侍郎。王氏当了皇后后，又升为中书侍郎。年（永徽三年）代褚遂良为中书令，位相当于宰相。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，韩瑗和褚遂良力争，武则天一党人诬说柳要和韩、褚等谋反，被杀。褚（chǔ）遂良：字登善，曾做过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尚书右仆射等官。唐太宗临终时命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辅助高宗。后因劝阻高宗改立武后，遭贬忧病而死。韩瑗（yuàn）：字伯玉，官至侍中，为救褚遂良，也被贬黜。皇考：古时在位皇帝对先皇的尊称，后引申为对先祖的尊称，在本文中指先父。太常博士：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的属官。柳镇在唐肃宗时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，辅佐郭子仪守朔方。后调长安主薄，母亲去世后守丧，后来命为太常博士。柳镇以有尊老孤弱在吴，再三辞谢，愿担任宣称（今属安徽）县令。这里说“以事母弃太常博士”，可能是作者的失误。权贵：这里指窦参。柳镇曾迁殿中侍御史，因不肯与御史中丞卢佋，宰相窦参一同诬陷侍御史穆赞，后又为穆赞平反冤狱，得罪窦参，被窦参以他事陷害贬官。权贵人死：其后窦参因罪被贬，第二年被唐德宗赐死。侍御史：御史台的属官，职掌纠察百僚，审讯案件。号为刚直：郭子仪曾表柳镇为晋州录事参军，晋州太守骄悍好杀戮，官吏不敢与他相争，而柳镇独能抗之以理，所以这样说。所与游皆当世名人：柳宗元有《先君石表阴先友记》，记载他父亲相与交游者计六十七人，书于墓碑之阴。并说：“先君之所与友，凡天下善士举集焉。”
子厚少精敏，无不通达。逮其父时，虽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进士第，崭然见头角。众谓柳氏有子矣。其后以博学宏词，授集贤殿正字。俊杰廉悍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声大振，一时皆慕与之交。诸公要人，争欲令出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。 逮（dài）其父时：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。柳宗元童年时代，其父柳镇去江南，他和母亲留在长安。至十二、三岁时，柳镇在湖北、江西等地做官，他随父同去。柳镇卒于年（贞元九年），柳宗元年二十一岁。逮，等到。已自成人：柳宗元十三岁即作《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》，刘禹锡作集序说：“子厚始以童子，有奇名于贞元初。”取进士第：年（贞元九年）柳宗元进士及第，年二十一。崭然：崭意指突出，然指什么什么的样子，在这里指突出有所成就。见（xiàn）：同“现”显现。在这里指出人头地有子：意谓有光耀楣门之子。博学宏词：柳宗元于年（贞元十二年）中博学宏词科，年二十四。唐制，进士及第者可应博学宏词考选，取中后即授予官职。集贤殿：集贤殿书院，掌刊辑经籍，搜求佚书。正字：集贤殿置学士、正字等官，正字掌管编校典籍、刊正文字的工作。柳宗元二十六岁授集贤殿正字。廉悍：方正、廉洁和坚毅有骨气。证据今古：引据今古事例作证。出入：融会贯通，深入浅出。踔（chuō）厉风发：议论纵横，言辞奋发，见识高远。踔，远。厉，高。率：每每。屈：使之屈服。令出我门下：意谓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门生以沾光彩。交口：异口同声。
贞元十九年，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，拜礼部员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贬永州司马。居闲，益自刻苦，务记览，为词章，泛滥停蓄，为深博无涯涘。而自肆于山水间。 蓝田：今属陕西。尉：县府管理治安，缉捕盗贼的官吏。监察御史：御史台的属官，掌分察百僚，巡按郡县，纠视刑狱，整肃朝仪诸事。礼部员外郎：官名，掌管辨别和拟定礼制之事及学校贡举之法。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、韦执谊等所荐引。用事者：掌权者，指王叔文。唐顺宗做太子时，王叔文任太子属官，顺宗登位后，王叔文任户部侍郎，深得顺宗信任。于是引用新进，施行改革。旧派世族和藩镇宦官拥立其子李纯为宪宗，将王叔文贬黜，后来又将其杀戮。和柳宗元同时贬作司马的共八人，号“八司马”。例出：按规定遣出。年（永贞元年），柳宗元被贬为邵州（今湖南邵阳）刺史。例贬：依照“条例”贬官。永州：今湖南零陵县。司马：本是州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，唐时已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。居闲：指公事清闲。记览：记诵阅览。此喻刻苦为学。泛滥：文笔汪洋恣肆。停蓄：文笔雄厚凝炼。无涯涘（sì）：无边际。涯、涘，均是水边。肆：放情。
元和中，尝例召至京师；又偕出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叹曰：“是岂不足为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为设教禁，州人顺赖。其俗以男女质钱，约不时赎，子本相侔，则没为奴婢。子厚与设方计，悉令赎归。其尤贫力不能者，令书其佣，足相当，则使归其质。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，比一岁，免而归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为进士者，皆以子厚为师，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，悉有法度可观。 偕出：年（元和十年），柳宗元等“八司马”同时被召回长安，但又同被迁往更远的地方。柳州：唐置，属岭南道，即今广西柳州市。是岂不足为政邪：意谓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?是的意思是这，这里，岂的意思是难道，足指值得。因：顺着，按照。土俗：当地的风俗。教禁：教谕和禁令。顺赖：顺从信赖。质：典当，抵押。不时赎：不按时赎取。子：子金，即利息。本：本金。相侔（móu）：相等。没：没收。与设方计：替债务人想方设法。悉：全部。书：写，记下。佣：当雇工。此指雇工劳动所值，即工资。足相当：意谓佣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。质：人质。观察使：又称观察处置使，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。下其法：推行赎回人质的办法。比：及，等到。衡湘：衡山、湘水，泛指岭南地区。为：应试。法度：规范。
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，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，当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；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”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，梦得于是改刺连州。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徵逐，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，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。闻子厚之风，亦可以少愧矣。 中山：今河北定县。刘梦得：名禹锡，彭城（今江苏铜山县）人，中山为郡望。其祖先汉景帝子刘胜曾封中山王。王叔文失败后，刘禹锡被贬为郎州司马，这次召还入京后又贬播州刺史。诣：前往。播州：今贵州绥阳县。亲在堂：母亲健在。穷：困窘。大人：父母。此指刘禹锡之母。句谓这种不幸的处境难以向老母讲。拜疏（shū）：上呈奏章。以柳易播：意指柳宗元自愿到播州去，让刘禹锡去柳州。重（chóng）得罪：再加一重罪。“遇有”句：指当时御史中丞裴度、崔群上疏为刘禹锡陈情一事。刺：用作动词。连州：唐属岭南道，州治在今广东连县。徵：约之来，逐：随之去。徵逐，往来频繁。诩诩（xǔ）：夸大的样子，讨好取媚的样子。强（qiǎng）：勉强，做作，取下：指采取谦下的态度。出肺肝相示：譬喻做出非常诚恳和坦白的样子。背负：背叛，变心。如毛发比：譬喻事情之细微。比，类似。陷穽（jǐng）圈套，祸难。
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籍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。既退，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穷裔。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时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马刺史时，亦自不斥；斥时，有人力能举之，且必复用不穷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传于后如今，无疑也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 少：稍微。为人：助人。此处有认为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。所以下面说“不自贵重”。顾籍：顾惜。立就：即刻获得。坐：因他人获罪而受牵连。废退：指远谪边地，不用于朝廷。有气力：有权势和力量的人。推挽：推举提携。穷裔：穷困的边远地方。台省：御史台和尚书省。自力：自我努力。为将相于一时：被贬“八司马”中，只有程异后来得到李巽推荐，位至宰相，但不久便死，也没有什么政绩。此处暗借程异作比。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归葬万年先人墓侧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长曰周六，始四岁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归葬也，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。行立有节概，重然诺，与子厚结交，子厚亦为之尽，竟赖其力。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，舅弟卢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谨慎，学问不厌。自子厚之斥，遵从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，庶几有始终者。 元和：唐宪宗年号（—）。十四年，即年。十一月八日：一作“十月五日”。万年：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。先人墓：在万年县之栖凤原。见柳宗元《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》。周七：即柳告，字用益，柳宗元遗腹子。河东：今山西永济县。裴行立：绛州稷山（今山西稷山县）人，时任桂管观察使，是柳宗元的上司。节概：节操度量。重然诺：看重许下的诺言。尽：尽心，尽力。卢遵：柳宗元舅父之子。涿（zhuō）：今河北涿县。从而家：跟从柳宗元以为己家。经纪：经营、料理。庶几：近似，差不多。
铭曰：“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” 惟：就是。室：幽室，即墓穴。嗣人：子孙后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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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背景
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。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。私交甚深，友情笃厚。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，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，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。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。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，称颂其勇于为人，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。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，满掬同情之泪。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，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，却极为之讳，措词隐约，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。文中，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，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。全文写得酣姿淋漓，顿挫盘郁，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。
墓志铭，是古代文体的一种，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，表示对死者的纪念，以便后人稽考。文章通常分两部分，前一部分是序文，叙述死者的姓氏、爵里、世系和生平事迹；后一部分是铭文，缀以韵语，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。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，是一种变格。
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：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。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。合二为一，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，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，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，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“人的品质”这个关键问题演进、发展，尽管自然段落较多，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，贯彻始终的。
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，千载流传而不衰，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。由此，愤激之笔频出，不平之鸣屡见，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，形成了夹叙夹议、议论横生、深沉蕴藉、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。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，也是非常明显的。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，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。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，便就此搁笔。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?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，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，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，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。
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，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，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，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。在写此类文章时，能积极利用体例，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。此文先述子厚先世，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。后写裴行立、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，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，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，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沈德潜评语说：“噫郁苍凉，墓志中千秋绝唱!”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。
诗文赏析
子厚，讳宗元。七世祖庆，为拓跋魏侍中，封济阴公。曾伯祖奭，为唐宰相，与褚遂良、韩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讳镇，以事母弃太常博士，求为县令江南。其后以不能媚权贵，失御史。权贵人死，乃复拜侍御史。号为刚直，所与游皆当世名人。
子厚少精敏，无不通达。逮其父时，虽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进士第，崭然见头角。众谓柳氏有子矣。其后以博学宏词，授集贤殿正字。俊杰廉悍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声大振，一时皆慕与之交。诸公要人，争欲令出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。
贞元十九年，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，拜礼部员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贬永州司马。居闲，益自刻苦，务记览，为词章，泛滥停蓄，为深博无涯涘。而自肆于山水间。
元和中，尝例召至京师；又偕出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叹曰：“是岂不足为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为设教禁，州人顺赖。其俗以男女质钱，约不时赎，子本相侔，则没为奴婢。子厚与设方计，悉令赎归。其尤贫力不能者，令书其佣，足相当，则使归其质。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，比一岁，免而归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为进士者，皆以子厚为师，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，悉有法度可观。
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，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，当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；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”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，梦得于是改刺连州。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徵逐，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，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。闻子厚之风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籍，谓功业可立就，故坐废退。既退，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于穷裔。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时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马刺史时，亦自不斥；斥时，有人力能举之，且必复用不穷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传于后如今，无疑也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归葬万年先人墓侧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长曰周六，始四岁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归葬也，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。行立有节概，重然诺，与子厚结交，子厚亦为之尽，竟赖其力。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，舅弟卢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谨慎，学问不厌。自子厚之斥，遵从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，庶几有始终者。
铭曰：“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”
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。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。私交甚深，友情笃厚。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，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，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。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、生平、交友、文章，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。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，称颂其勇于为人，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。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，满掬同情之泪。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，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，却极为之讳，措词隐约，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。文中，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，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。全文写得酣姿淋漓，顿挫盘郁，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。
墓志铭，是古代文体的一种，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，表示对死者的纪念，以便后人稽考。文章通常分两部分，前一部分是序文，叙述死者的姓氏、爵里、世系和生平事迹；后一部分是铭文，缀以韵语，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。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，是一种变格。
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：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。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。合二为一，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，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，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，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“人的品质”这个关键问题演进、发展，尽管自然段落较多，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，贯彻始终的。
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，千载流传而不衰，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。由此，愤激之笔频出，不平之鸣屡见，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，形成了夹叙夹议、议论横生、深沉蕴藉、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。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，也是非常明显的。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，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。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，便就此搁笔。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?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，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，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，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。
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，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，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，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。在写此类文章时，能积极利用体例，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。此文先述子厚先世，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。后写裴行立、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，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，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，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沈德潜评语说：“噫郁苍凉，墓志中千秋绝唱!”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。
